(一) 种植、养殖、捕捞业的发展 : 《尚书·皋陶谟》 篇、《论语·泰伯》 篇和《史记·夏本纪》 里,都记载有大禹于尧舜之世,治水有方和致力於沟洫的功业。大禹的另一个功业,就是征服“三苗”。后来大禹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首领。沟洫工程,一开始就是井田制的水利配套措施。在黄土高原,从磁山、裴李岗时代开展起来的种植业,经历了30多个世纪,从刀耕火种的游牧农业,已发展到以石犁耕和原始沟洫工程相结合的原始犁耕灌溉农业,这时的农业生产力已提高到有剩余产品,于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的井田制,转变为由国家管理和王室垄断收益的奴隶制农业的主要方式。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基本上就是井田制。井田制在保证粮食稳产和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方面,都起过关键性作用。到春秋后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井田制已逐渐崩溃。东周后期,人口约有2千万,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这些都为当时的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种植业的发展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早在公元8千至5千年前,小米的栽培,已在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逐渐普及。大约公元7千至4千年前,水稻的栽培,也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逐渐普及。富含淀粉的水生植物菱角,在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钱三漾遗址(约公元前7千年至5千年) 都有发现,河姆渡遗址还有薏米,可能当时的长江下游,菱角和薏米都已开始人工栽培。富含脂肪和植物蛋白的花生、芝麻、蚕豆,也在钱三漾遗址中出土。在湖南石门县的商代遗址中,又发现花生化石,可见花生是中国的原生作物,早已在长江中下游繁殖开来。
进入夏、商、周三代,粮食作物已是五谷具备了。所谓 “五谷”,即 “稷”、“黍”、“麦”、“菽”、“麻”。我国第一部农书《夏小正》里,就有关于种植麦、黍、菽、糜的记载。这本书没有金属农具的记载,所述农作物也比较简单,故应是三代初期对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诗·大雅·生民》 是周人郊祀后稷的乐章,这首诗记载后稷为唐尧之世的农师时,已种植 “荏菽” (大豆)、“禾”(小米)、“麻” (芝麻)、“麦”、“秬” (深色黄米)、“秠” (双穗黄米)、“糜” (深色小米)、“芑” (淡色小米)。这诗反映在夏代以前,黄米和小米已培育出不同品种。另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山海经》,也记载了三代许多农作物。例如: 《山海经·中山经》 记载 “阴山” 产赤菽、“卑山……多纍”。赤菽即红豆;纍即“虎豆” (可能是蚕豆的原生种)。《山海经·中山经》 又载有: 华中有个 “尧山”,“其草多��、、 ��”。“��” 即山药 (淮山), “”与 “芋” 通假, 即为芋艿 (芋头), “��” 即芡术(茨实),这些都是草本杂粮,后来发现山药和茨实有药用价值,又用作药材。需指出的是,芋艿在三代杂粮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盛产于四川和两湖一带,当时川西言称芋艿为“蹲鸱”,川西一带曾以它为主食 (见《史记·货殖列传》)。楚国职官中有个 “芋尹”,专管种植芋艿的事,可见芋艿在三代粮食中的地位。
我国培植蔬菜,至少可上溯六七千年,河姆渡遗址中就有葫芦籽,半坡遗址里,芥菜籽、白菜籽还贮存在小陶罐中。水果培植方面,钱山澜遗址里,就发现了甜瓜籽。进入三代后,蔬菜水果的品种大幅度增长,人们常用的已有 “五菜” (葵、藿、薤、葱、韭)、“五果” (枣、李、栗、杏、桃)。关于这一时期蔬菜水果的记载,尤以 《诗经》、《尔雅》、《山海经》 等文献为多。
蔬菜方面: 陆生蔬菜见于 《诗经》 的有:《豳风·七月》: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葫芦)……献羔祭韭”。《豳风·东山》: “有敦瓜苦”(苦瓜)。《邶风·谷风》: “谁谓荼苦 (苦菜),其甘如荠 (荠菜)”。《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豌豆苗),薇亦作止。” 等等。见於 《尔雅·释草》 中可食的陆生蔬菜有二十多种,可惜古奥难懂,晋代郭璞作注时已有许多品种弄不明白,即使是郭璞注而今仍不懂的也占大半。现在能懂的只是寥寥几种。如 《尔雅》 称 “葖”为“芦葩”,郭璞注即芦菔,芜菁之类;“蒉”《尔雅》 称“赤苋”,郭璞注即赤茎苋菜; 《尔雅》 称竹笋为 “竹萌”,称枸杞为 “枸继” 等。
水生蔬菜见於 《诗经》 的有: 《陈风·泽陂》:“彼译之陂,有蒲与荷”。“蒲” 就是蒲草的嫩心,生于水泽,我国早有人工栽培,它还是济南大明湖的传统产品,“奶汤蒲菜” 历来是山东名菜之一。“荷” 即莲藉。《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 “思乐泮水,薄采其卯”。这里,“芹” 为水芹,“藻” 为水藻,“卯” 为莼菜。见於 《尔雅》 的水生蔬菜,除了莲藉、苹 (即凉菜)、 水芹、 水葵等外, 还有 “差”, 郭璞注为 “荠子”, 就是荸荠; “蓤”, 郭璞注为“水中芰”,按 “芰” 为 “芰菇” (慈菇),“菱”应是菱角。 还有 “”, 《尔雅》 释: “茭”, 即茭笋。 《尔雅》 中还有一种水菜“”, 释“海藻”,郭璞注: “药草也,一名海罗,如乱发,生海中。” 可见东周时人们已知捞取海藻做菜入药。
除陆生及水生蔬菜外,一些可食用的野生菌类也被人们采集。《尔雅》 中有 “蘧蔬” 和“中馗”,郭璞注为草菇和土菌。还有“卷耳”,又称“苓耳”,郭璞注: “苓耳,形似鼠耳,丛生如盘。” 就是木耳。还有一种 “潭”,《尔雅》称为 “石衣”,即石耳之类。
据文献记载,周代王室和私人都有菜园。《史记·索引》 注 《燕召公世家》: “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 这是周初有王家菜园的记载。《诗·齐风·东方未明》: “折柳樊圃,狂夫瞿” (意为: 即使用柳枝围住菜园,大胆的偷儿也要踌躇呀),这是齐国的私人菜园。《史记·卫康叔世家》: “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 这是卫国的私人菜圃,等等,这些反映了东周的私人菜园到处都是。由于园圃业发达,春秋时期已出现了许多种菜能手。《论语·子路》 篇记载樊迟与孔丘的对话,孔丘自认不如 “老农” 和 “老圃”,这反映了春秋时的园艺业,已成了一门专业。
夏、商、周三代的水果人工培植,先秦古藉中也有很多记载。例如: 《夏小正》 记有梅、杏、桃、枣; 《山海经》 记有海棠、沙果、梨子 (古时又称 “棠”)、桃子、李子、杏子、梅子、枣子、山楂 (古时称 “柤”)、板栗、橘、柚 (古时称“櫾”) 等; 《诗经》 中除上述水果之外,还有桑葚 (见 《鲁颂·泮水》)、木瓜(见 《卫风·木瓜》)。《礼记》 除上述若干种以外,还有柿子和樱桃 (见 《内则》 和 《月令》两篇)。东周前期,楚国营造宫室,也把榛子、栗子和梧桐、漆树等经济树种植于宫院周围。《诗经·鄘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东周也有私人果园,或种经济树木。《诗经·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意为: 小伙子呀! 不要爬进我的园子,不要攀折我的檀树呀!)
其次,养殖、捕捞业的发展。我国的养殖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半坡居住遗址附近,就有两处牲畜栏圈的遗迹。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已是六畜具备了 (即马、牛、羊、猪、犬、鸡)。据考证,商代对畜养的马、牛、犬等已有分类,如专供役用、礼用、食用等区别。并且,对鹿、象和猴子也进行了驯养。周武王灭商后,祭天和祭社稷坛,共用牛504头; 祭百神共用猪、羊2 701头 (见 《逸周书·世俘》),从周人用牲的规模看,周王室的畜牧场是很庞大的。西周还有畜牧大户,《诗经·小雅·无羊》: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犉。” “犉” 即黑唇黄牛, 既然纯色牛有九十,杂色牛当然更多。
我国的捕劳业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其规模和数量已很可观。殷墟出土的鱼骨,据我国鱼类学家伍献文鉴定,就有鲻鱼、黄颡鱼、鲤鱼、青鱼、草鱼及赤眼鳟六种 (见 《考古学报》 第四期),后五种是中原地区至今普遍食用的鱼类,鲻鱼则是长江口出产的鱼类。周代宫廷,有一个严整而庞大的捕鱼机构和340余人的专职捕鱼队伍。殷、周王室,还常常大摆鲜鱼宴。东周时候,靠近湖海江河的地方,已有专业的渔民。据 《吴越春秋》 记载: 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出来,跑到江边,一个老渔父渡他过江后,为掩护他而慷慨自杀。后来伍子胥率吴军报了楚王杀父兄之仇,攻陷郢都后,又挥兵攻郑,以泄往日曾被困迫于郑的私愤。吴军压境,老渔夫的儿子原为郑国效劳,驾船于江边芦苇中,劝阻伍子胥,要他不要忘记往年老父救他于芦中的恩情。子胥听了,果然撤兵。这故事反映了当时已有世代捕鱼为生的渔民了。至于挖池塘养鱼,最早的记载见于 《周书·泰誓》: “今商王受,……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於尔万姓。” 这是指斥纣王大兴土木和挖池塘等劳民伤财。殷末的沙丘苑台,尽是纣王的离宫别馆,那里的陂池水榭,和周文王的 “灵台”、“灵沼”,工程都是不小的。这些工程,只是为了满足奴隶主 “春暖观鱼跃,秋高听鹿呜” 的侈奢生活而筑,但成了淡水养殖业的滥觞。真正的淡水养殖业,大概始于东周时的吴、越。陶朱公就是主要靠养鱼起家。不过,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大量发展,当在战国以后,在人口大量增加和铁制工具广泛使用后,才有必要与可能。
狩猎,在殷、周的社会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如国王出猎,常常是车马、随从、射手、猎犬一大批,浩浩荡荡出动,当然,这种狩猎主要不是满足口腹,而是祭祀之用,也有军事演习和对奴属部族示威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