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文化走向统一与封建小农经济的确立 :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中国出现了五个半世纪的诸候割据称雄局面。春秋时期的割据,主要是周天子衰微和地方奴隶制经济崛起的结果。到了战国前期,韩、魏、楚、齐、秦、燕、赵七国通过变法壮大了自己的国力,相继灭掉了其它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形成了七雄争霸天下的局面。这种争霸实质上是它们间以谁为中心来统一全国的较量。统一战争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经过反复较量,最后由变法最彻底又拥有关中和巴蜀两个大粮仓的秦国消灭了韩、魏、楚、燕、赵、齐六国,从此结束了五百多年诸候割据混战的局面,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秦始皇于统一之后,从推行郡县制到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和全国驿道网的建立等措施,为中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统一之后,从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 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秦、汉两个中央政权又发动了统一周边的战争。
其实,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与地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期。
在东南地区,据先秦古籍记载: 夏禹曾征过长江中游的三苗,又三会诸候于会稽。周先王古公亶父想立少子季历,其长子泰伯和次子虞仲跑到江南 “荆蛮” 地区,与 “百越” 共处。这说明,西周初年,周人已涉足于江浙地区。《左传》 记载: 僖公四年,齐恒公伐楚,管仲问罪楚使者: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供)” (这里,“包” 即 “苞”,为古代对竹笋的称谐)。管仲问罪楚使者,就是以楚国不向周天子贡纳竹笋和香茅草 (制香酒和调味料)为借口。《禹贡》 记载南方的贡品: “厥包桔柚”,是指百越地区的土特产竹笋、橘子和柚子。可见东南地区与中原的关系十分久远。
西南地区, 自战国时楚将庄��率领队伍平服了夜郎 (今贵州遵义一带) 和滇后, 庄��变服从俗,自立为滇王,从此开始了楚人与西南各族的融合。后来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地区,设黔中郡,在这一带修 “五尺道”,有不少的中原居民迁入西南。汉武帝时,唐蒙到过番禺,他吃到从巴蜀经夜郎运到番禺的枸酱,可见西汉早已把西南和岭南连成一气了。
西北地区,以发祥于河湟地带的羌人为最古老,首批羌人以炎帝为首,很早就和以黄帝为首的华夏人建立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核心。进入中原的羌人,在周代又曾建立齐、吕、申、许等诸侯国。从战国到汉代,又有数支羌人从西北向西南迁徒,现在的藏族和彝族等,都有古羌人的血统。
东北地区,肃慎人和周人就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 乌桓、 鲜卑和貊等, 也常见于秦汉以前的史籍中。
统一周边的战争中,中央王朝费力最大、成绩最显著的是在东南和岭南地区。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发兵东南,征服了东瓯 (以温州为中心) 和闽越 (以福州为中心) 两个部落小邦,设立闽中郡。同时秦将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南下,迫使南越(以番禺为中心) 和西瓯 (以梧州为中心) 接受秦朝政令,遭到顽强抵抗,尉屠睢也战死疆场。相持三年,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灵渠,接通湘江和漓江,解决了运粮困难,增派援军,又经过三年苦战,才征服了岭南地区的越族。始皇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 又派任嚣和赵佗,迁徒50万人驻足岭南,与越人杂居。秦朝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从此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岭南的联系。秦灭亡后,到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南越归并于汉朝。武帝将南越故地分设南海 (治所在番禺,管辖广东大部分地区)、郁林 (治所在布山,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 (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合浦 (治所在合浦,今广西钦州专区)、珠崖 (治所在瞫都,今海南琼山县东南)、儋耳(治所在今海南儋县) 和交趾、九真、日南 (今越南境内) 九个郡,从此岭南和中原连成一气。东南的东瓯和闽越亦于武帝时归附了汉朝。
在实现了对东南地区的行政管辖后,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和唐蒙等出使西南夷地区,经过一番周折,西南各族也纷纷内属。西汉在邛都设越郡 (今四川西昌地区), 在筰都设沈黎郡 (今四川雅安地区),在川南设犍为郡 (今四川茂汶地区),在白马氐故地设武都郡 (今甘南地区)。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又在云南地区设置益州郡。从此,整个西南地区就在封建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
从秦代到西汉前期,与华夏族对峙的主要是崛起于北方的匈奴王朝。为此,秦始皇二十九年 (公元前218年) 派大将蒙恬及长子扶苏率领30万大军戌守河套地区,并在黄土高原大兴徭役,把燕、赵、秦的长城联成一气,以保护长城以南农业区的安全。到汉武帝时,为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至元狩四年 (公元前119年),14年中共发起三次大的战役,迫使匈奴一部分降汉,由汉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另一部分败退远循。
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同时也解除了匈奴对西北的诸羌、丁零、大月氏、乌孙,东北的东胡、鲜卑、乌桓等族的役属,汉朝把曾被匈奴控制的大月氏、乌孙的游牧故地 (河西走廊) 收回后,设立敦煌、酒泉、张掖、玉门四郡,从此打通了丝绸之路,这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东北地区,西汉时期,少数族有肃慎、乌桓、 鲜卑、貊等。 肃慎自周代以来与中原地区就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汉武帝击败匈奴后,他们请求内属获准。貊族分布在鸭绿江地区, 其中高句丽内属。至此,中国四境实现了统一。
由秦汉时期完成的统一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
战国、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并获巩固的时期。战国前期,在七个较大的诸候国中,封建变法运动此伏彼起。所谓 “变法”,即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造。经济上,一方面以国家佃耕制为主导的地主阶级佃耕制取代过时的井田制,即把大量的国有土地以授田方式使广大农业生产者变成国家佃户,同时容许土地自由买卖; 另一方面以税收政策来取代 “工商食官” 体制。政治上,主要是用官俸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同时从有军功的新兴地主阶级和社会基层中提拔人才,竭力限制和打击以旧宗室为首的旧势力等。由于变法的成功,使得自耕农大量增加,封建小农经济成为农业经济的主体。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有了提高,平均粮食亩产比以前提高了三分之一。
封建初期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铁器的广泛使用。我国使用铁器的历史非常悠久,近年来考古发掘表明,我国早在周代即有铁制工具了。但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春秋以后的事。到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已掌握了 “块炼法”、“高温液态还原法”等炼铁技术,熟铁的出现,使许多生产工具、刀具可以用 “可锻铸铁” 制造。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也利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建,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由于农业的发展,到了汉代,人口已达6千万,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二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