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国、秦汉时期饮食文化的继续发展
(二) 战国、秦汉时期饮食文化的继续发展 : 在这一时期里,由于铁器的出现、度量衡和货币、文字的统一,特别是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使西汉成为强盛的帝国,农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内外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更加活跃,饮食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 饮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在这一时期,尤其是西汉以后,我国的农作物品种又有了增加。汉代的粮食作物,仅就汉墓中出土的,除了三代已具有的品种以外,还有荞麦、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种豆类等等。蔬菜和水果的生产情况,自全国统一后,岭南地区和天山南北的果蔬品种输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国的饮食内容。仅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出土有芋头、小豆、菱角、葫芦、黄瓜、枣子、香橙、桔子、柿子、梨、梅、李、杨梅、橄榄、乌榄、仁面、木瓜、西瓜等,调味品有花椒、桂皮、香茅草、高良姜等。华东的汉墓还出土菠菜和芗菜种籽。近年在成都凤凰山一座汉墓中,又出土了番茄种籽,过去一般都认为番茄是100多年前从外国引入,所以在 “茄” 字前加个“番”字。成都汉墓中的番茄种籽,在地下埋藏了2 000多年,经过培植,还能萌芽茁株,证明确是番茄,可见番茄是中国的原生浆果。杨雄的《蜀都赋》 中列出蜀地所产果蔬30余种,如竹笋、莲藕、菱根、椒、姜、蒜、瓜、茱萸、枇粑、棠梨、柿、桃、李、杏、栗等,当时均已入食,其中许多品种已有商品经营。岭南地区的荔枝、龙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汉代已闻名全国,从此,岭南佳果成为历代的特种贡品。天山南北出产的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 (苜蓿是优良饲料,它的嫩尖又可入菜,可与豆苗比美) 等,也于这一期间开始向内地移植。张骞两次通西域,既带回一些新品种,如胡荽 (芫茜)、紫葱 (洋葱) 等,又带回一些良种,如大蒜、蚕豆、核桃、芝麻等。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和葱岭以南地区) 的蔬果,在黄土高原大部分都引种成功。
2. 炊饮器具的变革
首先是炉灶有了改进。在先秦时期,一般用地灶、陶灶,而且烟囟为直囱,热能多从烟囱跑掉,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到了秦汉时代,灶的种类及样式均有提高。除陶灶外,还出现了铜灶; 除单眼灶外,还有双眼灶、三眼灶,每个火眼各有其用。烟囱由直改曲、由低变高,甚至高出屋顶。高烟囱不但能防火和避免煤烟在室内扩散,而且提高了拔风旺火的能力,有利于加快烹调速度,提高烹调质量。汉代还有一种简易炉灶——铁三脚架,放在耐火砖或石板火塘上,既可烹煮,全家还可围坐取暖。这种铁三角架,比起上古用三块石头放在火塘作支撑要平稳耐用,又使火塘内空气流通,保证柴禾彻底燃烧,减少烟熏。这种炉灶至今在一些偏僻的山区仍可见到。
其次是炊具的进步,秦汉以后,炊具中的铁制品逐渐多起来,如铁刀、铁锅、铁甑、铁镬、铁鼎等均已问世。青铜炊具虽优于陶制炊具,但它传热较快,且壁厚笨重,烹饪者不易掌握火候。而铁制炊具,导热性能适中,坚固耐用,容易向小巧轻薄方面发展,铁刀无疑比铜刀更具优越性,从而给煮炖和爆炒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汉代的餐具,青瓷碗盘已取代了以前的粗陶和竹木餐具。王室贵族则大量使用轻巧美观的漆器。漆器食具的种类很多,包括耳杯、盘、鼎、壶、盒、盆、碗、勺、筷子和食案等,颜色多为黑、红或紫红的,图案纹饰绚丽多彩,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漆质器皿,虽在地下埋藏2 000余年,仍然光彩夺目。除漆器外,还有珠光宝气的金玉酒具,也为贵族、官僚所享用。
3. 烹调技法的进步与美食
秦汉时期红白两案已有分工。《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明确地区分主饼饵的汤官、主择米的导官和主宰割的庖人。山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两个汉代厨俑,一个治鱼、一个和面,各负其责。东汉有些庖厨画像砖中,“切配” 与 “烹调” 也分开了,与今天厨房中 “案子活” 与“炉子活” 的区分近乎一致。厨务分工的意义,就像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样,它标志着饮食业及烹饪史上的一种进步。
在烹调技艺方面,如烹、腊、煎、炙等已得到应用。以油煎法为例: 油煎应具备上述条件,有锋利灵巧、便于把握的金属刀具,以便将原料切成小件; 有可作传热介质、并能大量供应的植物油; 有轻薄结实、可供翻炒的金属圆锅; 有易燃耐烧的燃料和旺火高温的炉灶。这四条在汉代后期全部具备,所以油煎法在这时脱颖而出。我国烹调方法按传热介质区分,主要有火烤、水煮、汽蒸、油煎四大类。其中油煎法用得最多,现今厨师常用的33种烹饪方法中,它占一半以上,用油煎的菜品也占多数。所以,油煎法的兴盛,在中国烹饪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指出的是,我国在汉代已能生产豆腐和豆制品。1961年,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汉代画像石豆腐作坊图即是实证。汉代的“豆汤” (甜豆浆或豆腐脑) 在 《盐铁论》 中,被称为时尚之食,这反映了豆腐在西汉前期还是问世不久的食品。传说豆腐为淮南王刘安所创制。以豆浆为底料,可制成两类豆制品: 一类是点卤制成豆腐 (其系列产品有豆腐、豆腐脑、豆腐干、千张、豆筋、腐乳等); 另一类是腐皮制品,煮豆浆时,豆浆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凝聚成一层膜,浮在锅面上,将其捞起凉干,就是腐皮或腐竹,其营养价值可与奶皮相比。中国制造豆腐技术不仅丰富了饮食内容,而且为后世利用植物蛋白开了先河。
秦汉时期,主食和点心也融中外于一炉,品种较前大为增加。70年代初期,在甘肃嘉峪关出土一组汉代画像砖庖厨图中,有仕女揉面和手持托盘进奉馒头或包子的图象,可见汉代已能做发酵面点。该组画像砖中的切肉、烤肉图,墙上挂着肉条,一人盘坐在木案旁切肉串,另一人手持铁叉在陶炉中的炭火上烧烤。这个陶炉是一个大肚子的圆缸,里面放木炭,缸口较狭窄,颈沿是一个平圈,圈上可以烘烧饼。汉代的烤羊肉串和芝麻烧饼,都是从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在汉代,面食统称为“饼”,如把调好味的面团压平,放在烤炉颈边烘烤至酥脆的称 “烧饼”; 放在平底铁锅上加油煎熟的称 “烙饼”; 用甑锅蒸熟的馒头或包子称“蒸饼”; 用水煮的面条或水饺称 “汤饼”。用米粉或面粉加糖和枣栗放在蒸锅里蒸成松软厚块的则称为 “饵”,也就是今天的面糕或米糕。由于蜂蜜、蔗糖、麦芽糖、果仁、枣、栗、豆沙、姜、葱、芝麻、鸡蛋、奶油、猪油、植物油、面粉、糯米粉、籼米粉、黄米粉等原料的调配运用,以及炭炉、铁锅的出现使汉代糕点的品种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4. 秦汉时期的饮食时尚
如前所述,战国,尤其是秦汉,我国动、植物食料的生产水平和食品制造工艺,都比三代及春秋时期提高了一大步。随着全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融,饮食文化也在发展。这里,例举两份菜单,以反映汉代饮食品种和烹调水平。这两份菜单,一个见于 《盐铁论·散不足篇》,另一个见于枚乘的 《七发》。
《散不足篇》 列举了西汉前期出现于食肆中的20款时尚之食,有: “扬 (牂)、豚、韭卵” (烤羊羔、 烤乳猪、 韭黄炒蛋)、 “狗䐲、马朘” (切片酱狗肉、红烧马鞭)、“煎鱼、切肝” (豉汁煎鱼、白灼猪肝)、“羊淹、鸡寒”(腊羊肉、酱鸡)、“桐马酪、酒” (酥油、酸马奶)、“蹇捕、胃脯” (蹇捕可能为野猪火腿之类,胃脯为酱肚)、“肠羔、豆饧” (焖炖羊羔、甜豆腐脑)、“白鲍、甘瓠” (白灼鲍片或清汤鲍脯、甘脆的泡瓜)、“热梁和炙” (糯小米叉烧烘饮)。
另外,《散不足篇》 还举出汉代地主及商人摆酒的例菜七款: “肠鳖、脍鲤” (焖炖甲鱼、溜鲤鱼片)、“鏖、卵” (红烧小鹿肉、煎鱼酱)、“鷃鹑、橙、枸” (炸烹鹌鹑拌橙丝、枸酱)、“鲐、鳢、醢、醯” (河豚与黑鱼拌肉酱和酸酱)。
枚乘在《七发》 中列出的 “至味” (天下最美味的) 有九款,它们是: “犓牛之腴,菜以荀、蒲” (肥嫩甘滑的小牛腩肉,配以嫩黄的荀尖和蒲心)、“肥狗之和,冒以山肤” (开煲肥狗肉,沾着爽脆的石耳)、“楚苗之食,安胡之饭,博之不解,一啜而散” (云梦泽的香梗米,拌着松散的菰米饭,又粘又爽口)、“熊蹯之肠,勺药之酱” (焖烂的熊掌,蘸着五香的鲜酱)、“薄耆之炙” (烤兽脊肉)、“鲜鲤之脍,秋黄之苏” (新鲜的鲤鱼片,烩溜黄熟的紫苏)、“白露之茹” (打过霜的菜苔,炒得嫩绿甘脆)、“兰英之酒,酌以涤口” (用兰香酒来荡涤唇齿)、“山梁之餐” (丰腴的卤山鸡)、“拳豹之胎” (香软的炖豹胎)。
需指出的是,汉代这两份菜单,基本上属于吴楚百越的美食,但也夹杂着烤羊羔、烧马鞭、腊羊肉、炖豹胎和马奶油、酸马奶等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美食,这反映了当时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
从秦汉时期的宴饮规模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烹饪技艺和饮食时尚。从战国到秦汉,随着全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族的文化交融,饮食业十分发达。如汉代的长安城里,酒楼饭馆遍布都市每一处,《盐铁论》 里即有 “熟食遍列,肴旅成市” 的记载。至于封建上层人士更是刻意追求饮宴规模的铺张奢侈。1954年,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丰收饮宴图》和《乐舞百戏图》,把大庄园主的豪华生活享受逼真地表现出来。《丰收饮宴图》 的一侧雕画着一座大谷仓,3车谷物停放在仓前,2个管家坐在仓边品茶,监督4个家奴在收租。另一侧有9个家奴,分别在烫猪、锥牛、宰羊、切鱼、酿酒、蒸馍和炒菜。《乐舞百戏图》 的一边有骑术表演,车技表演、走索表演, 还有大雀戏、 豹戏和戏; 另一边有1人在耍飞剑跳丸,1人在扭七盘舞,4人在表演顶竿戏。这些表演都有乐队伴奏,其中以蹋豉的节奏为指挥,众乐师各就各位,有的击鼓,有的撞编钟,有的敲罄,有的吹笛,有的奏箫,有的弹瑟。这些大庄园主味极山珍海味,眼观乐舞百戏,钟鸣鼎食,奴婢成群的奢侈生活,跃然于画像石上。至于皇室贵族,更是极尽奢糜。汉宫里充斥着天下的珍宝,上林苑里驯养着无数的珍禽异兽。尤其是汉武帝,肆意动用民力,大挖昆明池,营建千门万户的建章宫。他还专设肉酒池,以此向四方少数民族头目炫耀。汉代王室的餐桌上凝聚了多少民脂民膏,便可想而知了。
1. 饮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在这一时期,尤其是西汉以后,我国的农作物品种又有了增加。汉代的粮食作物,仅就汉墓中出土的,除了三代已具有的品种以外,还有荞麦、青稞、糜子、高粱和多种豆类等等。蔬菜和水果的生产情况,自全国统一后,岭南地区和天山南北的果蔬品种输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国的饮食内容。仅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就出土有芋头、小豆、菱角、葫芦、黄瓜、枣子、香橙、桔子、柿子、梨、梅、李、杨梅、橄榄、乌榄、仁面、木瓜、西瓜等,调味品有花椒、桂皮、香茅草、高良姜等。华东的汉墓还出土菠菜和芗菜种籽。近年在成都凤凰山一座汉墓中,又出土了番茄种籽,过去一般都认为番茄是100多年前从外国引入,所以在 “茄” 字前加个“番”字。成都汉墓中的番茄种籽,在地下埋藏了2 000多年,经过培植,还能萌芽茁株,证明确是番茄,可见番茄是中国的原生浆果。杨雄的《蜀都赋》 中列出蜀地所产果蔬30余种,如竹笋、莲藕、菱根、椒、姜、蒜、瓜、茱萸、枇粑、棠梨、柿、桃、李、杏、栗等,当时均已入食,其中许多品种已有商品经营。岭南地区的荔枝、龙眼、香蕉、柑橘、柚子、甘蔗、椰子等,汉代已闻名全国,从此,岭南佳果成为历代的特种贡品。天山南北出产的西瓜、葡萄、石榴、蒲桃、苜蓿 (苜蓿是优良饲料,它的嫩尖又可入菜,可与豆苗比美) 等,也于这一期间开始向内地移植。张骞两次通西域,既带回一些新品种,如胡荽 (芫茜)、紫葱 (洋葱) 等,又带回一些良种,如大蒜、蚕豆、核桃、芝麻等。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和葱岭以南地区) 的蔬果,在黄土高原大部分都引种成功。
2. 炊饮器具的变革
首先是炉灶有了改进。在先秦时期,一般用地灶、陶灶,而且烟囟为直囱,热能多从烟囱跑掉,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到了秦汉时代,灶的种类及样式均有提高。除陶灶外,还出现了铜灶; 除单眼灶外,还有双眼灶、三眼灶,每个火眼各有其用。烟囱由直改曲、由低变高,甚至高出屋顶。高烟囱不但能防火和避免煤烟在室内扩散,而且提高了拔风旺火的能力,有利于加快烹调速度,提高烹调质量。汉代还有一种简易炉灶——铁三脚架,放在耐火砖或石板火塘上,既可烹煮,全家还可围坐取暖。这种铁三角架,比起上古用三块石头放在火塘作支撑要平稳耐用,又使火塘内空气流通,保证柴禾彻底燃烧,减少烟熏。这种炉灶至今在一些偏僻的山区仍可见到。
其次是炊具的进步,秦汉以后,炊具中的铁制品逐渐多起来,如铁刀、铁锅、铁甑、铁镬、铁鼎等均已问世。青铜炊具虽优于陶制炊具,但它传热较快,且壁厚笨重,烹饪者不易掌握火候。而铁制炊具,导热性能适中,坚固耐用,容易向小巧轻薄方面发展,铁刀无疑比铜刀更具优越性,从而给煮炖和爆炒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汉代的餐具,青瓷碗盘已取代了以前的粗陶和竹木餐具。王室贵族则大量使用轻巧美观的漆器。漆器食具的种类很多,包括耳杯、盘、鼎、壶、盒、盆、碗、勺、筷子和食案等,颜色多为黑、红或紫红的,图案纹饰绚丽多彩,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漆质器皿,虽在地下埋藏2 000余年,仍然光彩夺目。除漆器外,还有珠光宝气的金玉酒具,也为贵族、官僚所享用。
3. 烹调技法的进步与美食
秦汉时期红白两案已有分工。《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明确地区分主饼饵的汤官、主择米的导官和主宰割的庖人。山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两个汉代厨俑,一个治鱼、一个和面,各负其责。东汉有些庖厨画像砖中,“切配” 与 “烹调” 也分开了,与今天厨房中 “案子活” 与“炉子活” 的区分近乎一致。厨务分工的意义,就像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样,它标志着饮食业及烹饪史上的一种进步。
在烹调技艺方面,如烹、腊、煎、炙等已得到应用。以油煎法为例: 油煎应具备上述条件,有锋利灵巧、便于把握的金属刀具,以便将原料切成小件; 有可作传热介质、并能大量供应的植物油; 有轻薄结实、可供翻炒的金属圆锅; 有易燃耐烧的燃料和旺火高温的炉灶。这四条在汉代后期全部具备,所以油煎法在这时脱颖而出。我国烹调方法按传热介质区分,主要有火烤、水煮、汽蒸、油煎四大类。其中油煎法用得最多,现今厨师常用的33种烹饪方法中,它占一半以上,用油煎的菜品也占多数。所以,油煎法的兴盛,在中国烹饪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需指出的是,我国在汉代已能生产豆腐和豆制品。1961年,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汉代画像石豆腐作坊图即是实证。汉代的“豆汤” (甜豆浆或豆腐脑) 在 《盐铁论》 中,被称为时尚之食,这反映了豆腐在西汉前期还是问世不久的食品。传说豆腐为淮南王刘安所创制。以豆浆为底料,可制成两类豆制品: 一类是点卤制成豆腐 (其系列产品有豆腐、豆腐脑、豆腐干、千张、豆筋、腐乳等); 另一类是腐皮制品,煮豆浆时,豆浆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凝聚成一层膜,浮在锅面上,将其捞起凉干,就是腐皮或腐竹,其营养价值可与奶皮相比。中国制造豆腐技术不仅丰富了饮食内容,而且为后世利用植物蛋白开了先河。
秦汉时期,主食和点心也融中外于一炉,品种较前大为增加。70年代初期,在甘肃嘉峪关出土一组汉代画像砖庖厨图中,有仕女揉面和手持托盘进奉馒头或包子的图象,可见汉代已能做发酵面点。该组画像砖中的切肉、烤肉图,墙上挂着肉条,一人盘坐在木案旁切肉串,另一人手持铁叉在陶炉中的炭火上烧烤。这个陶炉是一个大肚子的圆缸,里面放木炭,缸口较狭窄,颈沿是一个平圈,圈上可以烘烧饼。汉代的烤羊肉串和芝麻烧饼,都是从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在汉代,面食统称为“饼”,如把调好味的面团压平,放在烤炉颈边烘烤至酥脆的称 “烧饼”; 放在平底铁锅上加油煎熟的称 “烙饼”; 用甑锅蒸熟的馒头或包子称“蒸饼”; 用水煮的面条或水饺称 “汤饼”。用米粉或面粉加糖和枣栗放在蒸锅里蒸成松软厚块的则称为 “饵”,也就是今天的面糕或米糕。由于蜂蜜、蔗糖、麦芽糖、果仁、枣、栗、豆沙、姜、葱、芝麻、鸡蛋、奶油、猪油、植物油、面粉、糯米粉、籼米粉、黄米粉等原料的调配运用,以及炭炉、铁锅的出现使汉代糕点的品种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4. 秦汉时期的饮食时尚
如前所述,战国,尤其是秦汉,我国动、植物食料的生产水平和食品制造工艺,都比三代及春秋时期提高了一大步。随着全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交融,饮食文化也在发展。这里,例举两份菜单,以反映汉代饮食品种和烹调水平。这两份菜单,一个见于 《盐铁论·散不足篇》,另一个见于枚乘的 《七发》。
《散不足篇》 列举了西汉前期出现于食肆中的20款时尚之食,有: “扬 (牂)、豚、韭卵” (烤羊羔、 烤乳猪、 韭黄炒蛋)、 “狗䐲、马朘” (切片酱狗肉、红烧马鞭)、“煎鱼、切肝” (豉汁煎鱼、白灼猪肝)、“羊淹、鸡寒”(腊羊肉、酱鸡)、“桐马酪、酒” (酥油、酸马奶)、“蹇捕、胃脯” (蹇捕可能为野猪火腿之类,胃脯为酱肚)、“肠羔、豆饧” (焖炖羊羔、甜豆腐脑)、“白鲍、甘瓠” (白灼鲍片或清汤鲍脯、甘脆的泡瓜)、“热梁和炙” (糯小米叉烧烘饮)。
另外,《散不足篇》 还举出汉代地主及商人摆酒的例菜七款: “肠鳖、脍鲤” (焖炖甲鱼、溜鲤鱼片)、“鏖、卵” (红烧小鹿肉、煎鱼酱)、“鷃鹑、橙、枸” (炸烹鹌鹑拌橙丝、枸酱)、“鲐、鳢、醢、醯” (河豚与黑鱼拌肉酱和酸酱)。
枚乘在《七发》 中列出的 “至味” (天下最美味的) 有九款,它们是: “犓牛之腴,菜以荀、蒲” (肥嫩甘滑的小牛腩肉,配以嫩黄的荀尖和蒲心)、“肥狗之和,冒以山肤” (开煲肥狗肉,沾着爽脆的石耳)、“楚苗之食,安胡之饭,博之不解,一啜而散” (云梦泽的香梗米,拌着松散的菰米饭,又粘又爽口)、“熊蹯之肠,勺药之酱” (焖烂的熊掌,蘸着五香的鲜酱)、“薄耆之炙” (烤兽脊肉)、“鲜鲤之脍,秋黄之苏” (新鲜的鲤鱼片,烩溜黄熟的紫苏)、“白露之茹” (打过霜的菜苔,炒得嫩绿甘脆)、“兰英之酒,酌以涤口” (用兰香酒来荡涤唇齿)、“山梁之餐” (丰腴的卤山鸡)、“拳豹之胎” (香软的炖豹胎)。
需指出的是,汉代这两份菜单,基本上属于吴楚百越的美食,但也夹杂着烤羊羔、烧马鞭、腊羊肉、炖豹胎和马奶油、酸马奶等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美食,这反映了当时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
从秦汉时期的宴饮规模中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烹饪技艺和饮食时尚。从战国到秦汉,随着全国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各族的文化交融,饮食业十分发达。如汉代的长安城里,酒楼饭馆遍布都市每一处,《盐铁论》 里即有 “熟食遍列,肴旅成市” 的记载。至于封建上层人士更是刻意追求饮宴规模的铺张奢侈。1954年,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丰收饮宴图》和《乐舞百戏图》,把大庄园主的豪华生活享受逼真地表现出来。《丰收饮宴图》 的一侧雕画着一座大谷仓,3车谷物停放在仓前,2个管家坐在仓边品茶,监督4个家奴在收租。另一侧有9个家奴,分别在烫猪、锥牛、宰羊、切鱼、酿酒、蒸馍和炒菜。《乐舞百戏图》 的一边有骑术表演,车技表演、走索表演, 还有大雀戏、 豹戏和戏; 另一边有1人在耍飞剑跳丸,1人在扭七盘舞,4人在表演顶竿戏。这些表演都有乐队伴奏,其中以蹋豉的节奏为指挥,众乐师各就各位,有的击鼓,有的撞编钟,有的敲罄,有的吹笛,有的奏箫,有的弹瑟。这些大庄园主味极山珍海味,眼观乐舞百戏,钟鸣鼎食,奴婢成群的奢侈生活,跃然于画像石上。至于皇室贵族,更是极尽奢糜。汉宫里充斥着天下的珍宝,上林苑里驯养着无数的珍禽异兽。尤其是汉武帝,肆意动用民力,大挖昆明池,营建千门万户的建章宫。他还专设肉酒池,以此向四方少数民族头目炫耀。汉代王室的餐桌上凝聚了多少民脂民膏,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