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融合与饮食文化的大交流 :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导致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封建政权的严重削弱,周边的大批民族纷纷内迁,如东北的鲜卑和乌桓,漠南的匈奴,西北的诸羌等族,都迁入黄河流域,一些少数民族头目,还凭借实力,建立政权,据地称雄。于是,原来为华夏族居住地的黄河流域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一座民族大熔炉。
各民族杂居在同一个地区,加速了文化的交流,这在饮食文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汉族饮食被其它民族所接受。在民族关系频繁变动的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那些迁居中原的民族,很多人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连饮食习惯也改变了,如北魏的鲜卑人从大同迁都到洛阳以后,与汉族杂居,经过四五十年后,几乎全部改从汉人的饮食习惯。在一次宴会上,魏孝文帝用 “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 的谜语作酒令,让群臣猜谜,一个大臣猜出这是一个 “习” 字,便获得了“金钟奖”。魏文帝此举之用意,是拿 “习惯成自然” 的道理,去启迪那些反对汉化的鲜卑人。当时汉化的民族不仅有鲜卑,还有北方的匈奴、氐、羌、羯,南方的山越、俚、僚、蛮、荧等族,到隋统一全国时,上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融入汉族之中了。
另一方面,民族饮食、海外饮食被汉族所吸收,导致中华饮食文化的新拓展。如这一时期,“羌煮貊炙” 享誉于中原。“羌煮” 发源于西北诸羌的涮羊肉; “貊炙” 发源于东胡族群的烤全羊。这两款名食,从西晋开始加入中华民族的食谱,直到现在,都是我国人民普遍喜爱的美食。
从汉代到南北朝,中国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 晋代法显等人远涉印度、锡兰一带取经等,都是人所熟知的事迹。北魏时期,京都洛阳曾居住有1万多家外国商贾。外国僧人也有不少来到中国。由于频繁的中外交往,在饮食文化上也使中国吸收了不少海外有益的东西。如芫茜、胡椒等,均非中国原产。贩运进来后,很快在全国普遍食用,直到现在都是我国人民的家常调味品。北魏贵族享用的餐具,如水晶钵、玛瑙盘、琉璃碗、赤玉杯等,都是舶来品。尤其是西亚一带传入的 “胡床”、“胡椅”,还改变了中国的进食方式。汉代以前,中国人进食,都用矮案承载菜盘,人则席地而坐,与今天日本人的坐式颇为相像。据 《晋书·五行志》 记载: 西晋的贵族 “相尚用胡床貊槃……吉祥嘉会,皆以为光”。可见,至少从西晋开始,历南北朝,我国就逐渐改用高脚桌椅了。与此同时,我国的特产食品,如酱料、大豆制品等,也陆续输往西亚、东南亚和朝鲜、日本等国。